著作列入外译计划，有学者为何“宁可不出”

【著作列入外译计划，有学者为何“宁可不出”】学者不出，译者出，忠实于作者语言本意出。文化要出去，要把中国文化，理念传播出去，让其他种族了解接受。这是我国翻译界的使命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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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译计划是指国内社科类作者的书列入译成外文出版的规划当中。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把外国著作译介到国内，在社会科学领域，输入得多，而推出去的很少。
国内学界和译界一直认为国内现当代的社科专著拿不出手，尤其是当代，以及在中国自身落后而倾力向西方学习潮流的影响下，译界忽视了国内社科领域的成就，对国内社科领域关注得极少，自然了解得少，也就译得少。例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被译为英文，就是比较特例的。在国内像这样内容丰厚，考证扎实，有一定独创见解的著作并不多。
为什么自己的著作列入外译计划后，一些作者宁愿选择不出呢？
一是中国研究外语的多，有像钱钟书这样学通中西的大家很少，大都是懂西而不太关心国内情况，对相关国外著作有所研究后才给予以译介，因为相关领域和著作中国已有相当多的译著。同时中国人学英语的很早也很多，对英语译为中文更轻车熟路。
二是对外语背景知识的了解比较充足。很多人的翻译往往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并且是长期研究，在翻译的时候可以凭借自己对所译书的比较深的理解而译出来，且译得较准确，例如译康德三大批判的邓小芒，译介新批评的赵毅衡，他们大都还有留学经历。而这恰是中国人译自己社科著作为外文所缺乏的。
三是英译中有很久的传统。如何译成中文，中国已有几十上百年的经验和相关理论，已经习惯了英译中，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而且还有专门进行译介英语社科文献的专业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外文出版社这类，因此，相关的翻译人才储备很充足，也知道在翻译时把语言译得符合汉语习惯，能为中国人理解，而这又恰是中国人自己汉译英所不具备的。
四是中国的社会类著作大都是交给那些出版社戓者外面翻译机构的人做，这些人对相关领域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了解，全凭对一本书的阅读就仓促翻译，不说准确，可能连通达就达不到。
五是英译为中一直缺乏人才储备，也缺乏汉译英的翻译传统和环境，译出来不可能理解到位，译得很仓促，改变原意或者错误，译出来很粗糙。这些译者几乎不是专业领域人才。特别是专业术语，与之对应的英语如何表达，不是普通翻译者能够胜任的，非专业人才特别是本学科学通中西的人才不能解决。例如有谁能够把汤用彤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译成英语或者法语？其中有些词语能不能在英语或者其它语言中找出相应的词来？有些是其它语言很难表达或者无法表达的。这不仅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积累问题，也涉及到语言的对应问题，也涉及到译者对英语语言掌握的深浅问题。
六是中国人译出来的英语不是地道的外语，不符合外语国家的阅读与表达习惯，不利于国外阅读，更不利于海外传播。相反，中国人的一些著作如传统经典大都是一些汉学家译出去的，这些汉学家对汉语相关专业有一定了解研究，能直接读原著且理解到位。这些汉学家一般不大重视中国现当代的学术成果，也在于这时期的成果水平不高，他们不怎么翻译介绍，对中国人译介的著作就不会关注指点。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而致现在汉译英的尴尬处境。要改变这种处境，非一两句话就能完成，它需要学界自己的努力推介，和翻译界共同努力，同时努力与国外译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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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化差异外，比如你真实表达这个意思，而外文又译成另外一个意思，还有各国政治结构不同，这个国家的真实事情，恰好被别的国家拿来当取笑把柄。例如中国少数民族的走婚就会被外国人理解成落后愚昧和人权问题。